1956年1月7日清晨，福建泉州前线，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接到了空情报告：一架从海峡对岸飞来的飞机意外进入了我方防区。高射炮已经对准了目标，炮手随时待命。在判断这架飞机的身份时，由于其没有提前联络暗号，前方指挥官认为其可能是敌机，而飞机飞行高度低、轨迹变化大，似乎在躲避追踪，并不像是常规侦察。

“不要急于开火，先观察它的行动。”叶飞指示道，“尽量确保飞机安全着陆。”这一决定在现场并不简单。在敌我两军隔海对峙的情况下，福建沿海的防空压力极大，任何误判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。然而，叶飞不仅关注飞机的国籍与方向，更分析了它的飞行状态、速度以及之前发生过的空军起义事件。

自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起义并非罕见。1950年1月3日，李纯驾机从台湾起义、降落在福建，成为较早的起义飞行员之一。之后，我方通过广播发布了起义飞机的联络办法，规定起义飞机应通过特定动作示意身份，但不是所有飞行员都能提前联系，很多人只能临时寻找降落地点。1955年的一起起义案例中，由于缺乏事先的联络方案，一名起义者在返航途中遭遇我方误击。

叶飞非常清楚这些教训。眼前的这架飞机既没有进行轰炸，也没有执行侦察行动，反而像是在寻找躲避火力的机会。泉州立即接到命令，不得随意击落，为飞机的降落创造条件。飞机接近时，地面部队保持警觉但未继续开火。片刻后，飞机成功着陆，机上人员迅速被控制并进行询问。

结果出乎意料，这架飞机并不是侦察机或战斗机，而是一架小型客机。驾驶员韦大卫及其同伴梁枫、翟笑梧，皆是来自台湾的起义人员。该飞机原是蒋纬国的专机，受到了严格管控。韦大卫的选择并非出于一时冲动，早年他家中有三位空军飞行员亲戚在抗战中牺牲。他自小放弃家人的期望，执意追求航空事业。在国民党军队中经历了许多之后，他看到了腐败和压迫，于是决定投身起义。

1956年1月6日晚，韦大卫以试机为名，要求将专机加满燃油，趁机实施起义。次日清晨，三人顺利启动飞机逃离台湾。虽然台湾方面发出警报并派战斗机追击，韦大卫凭借低空飞行和夜色隐蔽，成功避开追踪，最终选择在防空火力相对较弱的泉州降落。

飞行着陆后，韦大卫意识到不仅躲过了台湾的追击，也逃脱了大陆防空力量的误击。叶飞的谨慎指示，使得这次充满变数的飞行没有以误击告终。1956年6月11日，韦大卫被安排进入民航工作，并多次讲述起义的经过。晚年时，他回忆起周恩来曾多次关心他的生活。经过特殊时期的影响，韦大卫的职业生涯受到了一定的阻碍，直到1981年才恢复工作，并于1982年加入民革。

1988年，国民党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的第二年，蒋纬国的机要秘书通过民革中央找到韦大卫，转达蒋纬国对他的关心。这位曾经的起义者没想到，自己当年飞走的专机，换来的是一份迟来的理解与和解。